散步者的博客

     今年5月，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通报了《中国食品质量报》社等4家报社记者站记者以新闻报道为名、向基层单位和群众敲诈或诈骗财物的违法违规活动。其中，《中国食品质量报》原四川记者站副站长汪启明自己伪造生猪注水销售的录像带，以“曝光”相要挟敲诈某食品公司30万元；《中华工商时报》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怀虎以批评稿“阅后见报”敲诈浙江省石油总公司18万元；《经济日报》原浙江记者站副站长卜军以帮助“曝光”为名诈骗1.8万元；《中国工业报》原河南记者站副站长陈金良以存在问题相要挟向某建设局索要2万元。 

     这四起案情虽互不关联，案发时间也有早有晚，却有一些相通之处。联系新闻界这些年出现的“有偿新闻”和“有偿不新闻”的话题，其实不论案件是什么样的性质，不外乎都是围绕一个目的，就是金钱的诱惑。

     新闻记者以报道事实真相、捍卫新闻公正为己任，无疑是不该搞“有偿新闻”和“有偿不新闻”的，也不该是金钱联系得那么密切。他们应该是社会的“大丈夫”，是正义和道德的“捍卫者”。在此，我不禁想起一位新闻界的老前辈——史量才。他实在应该是今天的新闻记者们要好好学习的榜样！

    史量才是一代报业巨子，著名的《申报》就是在他接手之后在报业史上创下辉煌的。他先后与袁世凯、蒋介石两位专制独裁者都进行正面的“交锋”。1915年，袁世凯要复辟帝制，为了取得舆论的支持，就派人携15万巨款贿赂史量才和《申报》，遭到了史量才的断然拒绝。史量才拒绝之后还在1915年9月3日的《申报》上以“答读者问”的方式刊出《本馆启事》。用现在的话说，这不但拒绝了贿赂，而且还把行贿者给曝了光。

          1927年4月12日，有名的“四·一二”惨案发生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工人阶级举起了屠刀。次日，《申报》就忠实地报道了事件的真相。国民党专制政权对《申报》很是不满，几次想往《申报》“派员”，都被史量才拒绝了。他说：“《申报》是我个人产业，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。”为了让史量才的《申报》转变“舆论方向”，蒋介石亲自找史量才“谈话”，蒋说：“我手下有百万军队，激怒了他们是不好办的。”史量才回敬：“我们《申报》发行十几万，读者也有百万，我也不敢得罪他们!”1934年11月13日，在蒋介石的授意下，戴笠组织特务在沪杭路上暗杀了史量才。史量才生前曾说：“《申报》这二字，印在报纸上，别人眼中看去是黑的。我的眼中看去是红的。”这话成了谶语，史量才先生用鲜血染红了《申报》，用生命在中国的报业史上写下了辉煌而悲壮的一页。

      对照史老前辈的言行，再联系现在“有偿新闻”和“有偿不新闻”的现实，我们不能不说：今天的新闻记者队伍，确实需要从优秀前人的身上汲取可贵的精神力量，恪守新闻职业道德。当然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。 

    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，金钱对新闻的腐蚀远不是最主要的，对新闻最大的干扰仍然来自强权势力。“强权新闻”和“强权不新闻”对中国整个新闻事业的摧残和伤害才是最致命的。

     中央电视台的敬一丹曾经跟温家宝总理说过，“焦点访谈”的许多批评报道胎死腹中，被“说情”掉了。能够到中央电视台“焦点访谈”去“说情”的，会是凡夫俗子吗?显然不是。绝大多数都是手握重权的人。中央电视台尚有这样的遭际，地方媒体的苦衷就更不用说了。这一点，我想凡是有过几年媒体从业经历的人都会深有体会，不用在此饶舌。 

     在中国，新闻记者总体来说应该算是知识分子吧。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人生信条是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。这又是两层意思。其实，我觉得在很多时候也是可以互为因果的，当“兼济天下”的理想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时候，要守住“独善其身”操守也是很难很难的。理想和操守往往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，没有操守，理想很难实现；没有了理想，操守很难恪守。

     当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常常“不得不”向强权势力一次次地屈服的时候，新闻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其实就已经受到了严重侵害了，新闻记者的理想和激情其实就已经受到挫伤甚至是玷污了。理想和激情丧失殆尽之后，职业道德的底线被突破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。

     所以，我以为，现在的新闻记者，一部分需要被监督以恪守职业操守，更大的一部分的人则应从前辈那里汲取精神力量，自我提升，重新背负理想与激情上路。

（原创作品，请勿转摘）